摘要：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如此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路何在？西方经济学的出路何在？这已经是西方经济学家无法回答的问题了。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许多高等院校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结果不仅许多青年员工，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这正是一些领导干部腐败堕落的根源之一。
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2015年12月18-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2016年5月7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
2016年7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团队建设。”
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党中央在近两年时间里多次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及其有关重大问题，这在我党历史上恐怕也是很少见的。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如此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二、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如此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说起。
自法国人蒙克莱田于1615年最早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以来，政治经济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即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先出现的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随着产业资本的逐步发展，为了破除封建特权对于产业资本发展的限制和束缚，出现了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根本来源，商业即贸易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显然，这是一个极富价值和重要的观点。劳动价值理论一方面论证了产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这个理论后来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了。
当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于是，出现了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为武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由于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者们并没有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工人阶级在历史变革中的主体地位，虽然他们进行了各种令人敬佩的试验，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由此可见，要改变整个社会，要最终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仅仅依靠少数英雄豪杰和所谓精英人物是根本行不通的。
正是由于19世纪30-40年代兴起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这个运动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理论为依据的，因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来说，如何“修正”甚至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于是，发生了围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展开的大论战。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本身存在理论上的缺陷，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被庸俗化、被抛弃了。于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入以抛弃劳动价值理论为标志和特征的庸俗经济学时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
也正是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基础上，正是在英法德等国家兴起的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客观形势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新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地继承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具体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人类社会最终必将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大地唤醒了世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从此以后，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最终产生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二战后世界上建立起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被彻底改变了。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90年代遭受曲折，但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原则和方向，依然像磐石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运动和革命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在理论上如何对抗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和代言人的首要任务。于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不久，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等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同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产生了所谓“边际革命”。由于“政治经济学”已经被马克思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干脆连这个概念也忌讳和抛弃了。从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经济学”这个概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这样做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因为自马歇尔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彻底抛弃了价值概念和理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这是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因而，是否研究价值问题就成为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标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就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繁多，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最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最适合为资本主义提供理论辩护，所以，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
从实践方面来看，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其实已经在事实上破产了。虽然在大萧条之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但是凯恩斯经济学也并没有最终挽救资本主义。二战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所谓“黄金时代”。但是，进入70年代后陷入长期的滞胀之中难以自拔。80年代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大力推进对内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另一方面在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通过颠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结束冷战，通过推行全球化，再加上新的技术革命，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新经济”发展时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固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最终爆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直到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前途究竟何在，已经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无法提供答案的问题了。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困局，除了重复和修补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是将二者进行混合之外，再也不可能提出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和灵丹妙药了。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路何在？西方经济学的出路何在？这已经是西方经济学家无法回答的问题了。如果说在实践上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走向衰落，那么在理论上西方经济学的前景也不可能是乐观的。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状况。
众所周知，中国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造性运用于中国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先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了新中国，通过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党一直在艰苦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更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且在理论上也深受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设想的影响，形成了一大二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和体制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必须进行改革。
面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在这个方面，中国与前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通过激进式改革，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一条地道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些国家20多年以来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条道路并不成功。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个具体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占据着核心的地位。
正如政治经济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一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也占据着核心地位。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即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和格局，以及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形势。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经验，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本来，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并不是要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然而，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性，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中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经济学，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由于中国的实践已经在事实上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于是，一些人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于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不是寄希望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于是，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许多高等院校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的怪现象。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的由来。如上所述，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世界上两大主要经济学理论。虽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都抛弃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同时，为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区分，所以，在重新介绍和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西方经济学”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概念确有其不合理之处，因为从地域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西方经济学”。但是，对于中国的大部分经济学者而言，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自200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比较严重，例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等等。国际国内因素和条件的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由于客观形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于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及其发展前途的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发表怀疑中国道路和模式的言论，国内许多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和一些网络大V们继续秉持他们一贯的观点和主张，大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大肆攻击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无批判性地传播，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结果不仅许多青年员工，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这正是一些领导干部腐败堕落的根源之一。
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仍然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因。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因而，我们既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学好用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现实意义
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的未来和中国经济的前景，都存在复杂性的一面。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如何运用科学的理论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是实现我们党所确定的双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因而，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正确认识当前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趋势，这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所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理论基础，只有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建设道路，才能使新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沿着正确和健康的道路发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里主要谈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进一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1日庆祝建党95周年会议上指出：“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党领导国家“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进一步完成“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就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上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社会结构来看，社会阶层已经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不同的社会阶层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就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来说，一方面，它们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们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现实的复杂社会关系，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就是，尽管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某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于是，在学术界、公共舆论界，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噪音总是不绝于耳。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这背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在其中起着巨大的推手作用。
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实践方面来看，还是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势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只有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进一步坚持、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
第二，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使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进一步健康发展。
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状态。自2012年以来，由于受到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存在着各方面的缺陷，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挑战。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回落，2012-2015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7.8%、7.7%、7.4%、6.9%。为了实现双百年战略目标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必须维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状态。为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各方面实际情况来看，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具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厚实和各种有利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挑战。当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候，如何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并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道路和具体策略，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其中，究竟以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来制定和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就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如：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的规模也越小越好。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全面地辩证地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能简单地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承认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般性的同时，更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条件和制度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资本主义条件和制度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本质性差异。
在国有企业和改革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国有企业天然就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须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方式，使国有企业全面民营化即私有化。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它不仅不是低效率的，而且是我国实现重大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国家战略的主力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而不是私有化。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和重点就是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和进一步“市场化”，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进一步放松各种“政府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和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经济学供给学派和政策区别开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和重点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当前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严重等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把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使国有企业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与民营经济同时得到更大更好的发展，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的良好发展态势。
以上这些例子表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不仅面临着来自客观形势的挑战，而且面临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思想观点的严重干扰。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有效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潮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种错误解读和导向，才能正确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政策，确立正确的改革观和发展观，从而使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进一步健康发展。
第三，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和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不仅是表达了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决心，不仅是对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做法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的学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中国的状况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即它是一种舶来品。中国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的小员工，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小员工，1990年代以后就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小员工。但是，我们的党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党，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受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束缚，勇敢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并且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观点，其中包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革命和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但是，从学理和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如何“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从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来说，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主动创新和创建，而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国外已有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的创新与经济的崛起和赶超。因此，不应该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而中国既无条件也无必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从根本上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产生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特殊时代产生新的特殊经济现象和问题，当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给出科学解释时,新的经济学理论便会应运而生。从当下时代的特点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来看，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对已有的两大主要流派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具体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道路和模式，而且也无法为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经济低迷状态提供新的真知灼见，除了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摇摆外，很难再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而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它们的混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周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当然更不能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生态危机等难题。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问题更不可能依靠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解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需要发展和创新，尤其是必须科学地解释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必须通过艰苦的努力，创建系统的、具有严谨的学术规范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任何理论创新都是对已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如何对待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就是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产物，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的理论属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和创新形式，毫无疑问，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创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总之，无论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来看，还是从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需要来看，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认真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标题：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现实意义；来源：微信公众号“红色文化网”）
